第三節: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藝思想的批評
    解放戰爭時期,國共兩黨短兵相接的階級搏鬥正在激烈進行,我人民解放軍在大量
消滅進犯解放區的蔣介石軍隊後很快轉入全面反攻,人民的新中國的誕生已經在望。在
這樣大好的革命形勢面前,一部分受西方文化思想影響較深的知識分子,卻因懷抱著舊
式民主自由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對國家前途和個人未來產生了種種疑慮,表現出
很大的動搖性。當時《大公報》、《觀察》、《益世報》、《文學雜誌》、《周論》上
發表的儲安平、蕭乾、沈從文、朱光潛等人的一些政論、雜文、散文,便代表了這樣一
種社會思潮。這些人原先的情況並不一樣:有的長期在國民黨、共產黨之間走一條「中
間道路」;有的過去為人民做過有益的事,寫過較好的作品;有的最初同國民黨關係密
切,這時已逐漸有所疏遠;但當時在政治上鼓吹「中間路線」,在文藝上宣揚資產階級
自由主義文藝思想,則是他們的共同傾向。他們受美國所謂鼓勵「第三種力量」這一政
策的影響,以超脫於國共兩黨之外的「中立」姿態出現,在不滿國民黨、批評國民黨的
同時,對國內外政治問題、文化問題也發表了許多不正確的意見。毛澤東同志批評他們
說:「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
看一看再說。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裡是看。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在幻
想。……他們就是艾奇遜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註:《丟掉幻想,准
備鬥爭》,《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422—1423頁)他們的這些言行,實質上有利
於反動勢力而不利於人民革命事業,因而受到革命文化陣營的批評。
    懷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或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既不滿意國民黨,又不滿
意共產黨,以為國共是兩個極端,他們要走「第三條道路」。儲安平說:「在這種兩趨
極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來領導,可以獲得一個中庸的穩定,獲得廣大人民的衷心附
和。……今日絕大多數的人,既不滿意『國』,也未必歡迎『共』。絕大多數的人都希
望國共之外能產生一種新的力量,以穩定今日中國的政局。」(註:《中國的政局》,
《觀察》第2卷第2期,1947第3月8日)「信奉自由主義」的《大公報》的社評也說:
「所謂『中間路線』絕對不是兩邊倒,而是左右的長處兼收並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
掉。」(註:《自由主義者的信念》,上海《大公報》,1948年1月8日)他們以「絕大多
數人」的代表自命,以比國共兩黨都高明自居,實際是散佈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幻想,
引導人們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懷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不僅在政治上鼓吹「第三條道路」,而且還在
文藝上散佈了許多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觀點。他們宣揚文藝脫離階級、脫離政治的「獨立」
性,提倡「創作自由」,鼓吹人性論、藝術至上主義以及唯心主義的美學觀。蕭乾說:
「一個有思想,站得住的作家,絕不宜受黨派風氣的左右,而能根據社會與藝術的良知,
勇敢而不畏艱苦的創作。文學家與其他人類同樣有一顆心,對於不平一定要鳴,對於黑
暗自然要攻擊;但文學家之所以異於其他以筆黑為職業的人,正因為他的筆是重情感,
富想象,比較具有永久性的。」(註:《大公報》社評:《中國文藝往哪裡走?》,上
海《大公報》,1947年5月5日)朱光潛說:「我反對拿文藝做宣傳的工具或是逢迎諂媚
的工具。文藝自有它的表現人生和怡情養性的功用,丟掉這自家園地而替哲學、宗教或
政治做喇叭或應聲蟲,是無異於丟掉主子不做而甘心做奴隸。」朱光潛認為,「文學上
只有好壞之別,沒有什麼新舊左右之別」,文學的功用就在於樹立「健康底純正底」風
氣(註:《復刊卷頭語》,《文學雜誌》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1日)。朱光潛還宣揚
「觀照」是文藝的「靈魂」,說什麼「文藝所憑借底心理活動是直覺或想象而不是思考
和意志」(註:《自由主義與文藝》,《周論》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6日)。他們的這
些似是而非的文藝觀點,雖然不過是三十年代「新月派」、「自由人」與「第三種人」
等的舊調重彈,但當他們一旦把文藝的自由與政治路線上的自由主義聯繫起來時,仍然
帶有明顯的時代特點,與此同時,在他們所主編的文藝刊物上,還發表了不少模糊階級
界限、削弱人民鬥志、散佈對帝國主義幻想的消極不好的作品。
    為了分清是非,教育受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消除人們對敵人和「中間
路線」的幻想,進步文化界對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和文藝觀點進行了及時的批判和鬥爭。
在香港的《大眾文藝叢刊》、《群眾》、《華商報》副刊,在上海的《文匯報》、《新
文化》、《文萃》等報刊上,郭沫若、胡繩、邵荃麟、馮乃超、林默涵、葉以群、杜埃
等人,發表了許多批判文章。這些文章聯繫對方的論文與作品,集中批評、揭露了他們
在對內對外關係方面表現出的嚴重錯誤。
    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文藝家,在對內關係方面的第一個錯誤,就是不具體分析中國
內戰雙方各自所代表的不同階級利益,統稱之為「自相殘殺」、「民族自殺」、「自殺
性的內戰」,而一概加以反對。沈從文說:「在目前局勢中,在政治高於一切的情況中,
凡用武力推銷主義寄食於上層統治的人物,都說是為人民,事實上在朝在野卻都毫無對
人民的愛和同情。」(註:《從現實學習(二)》,天津《大公報》,1946年11月10日)如
何用文學來促進這種「民族自殺悲劇」的結束呢?答曰:「這條路就必然是從『爭奪』
以外接受一種教育,用愛與合作來重新解釋『政治』二字的含義,在這種憧憬中,以及
憧憬擴大努力中,一個國家的新生,進步與繁榮,也會慢慢來到人間的!」(註:《從
現實學習(二)》,天津《大公報》,1946年11月10日)「中間路線」的倡導者認為一切
「武力」和「主義」都是不好的,他們這些「夾於左右紅白之間」的人物,「默禱著紅
白遲早合龍」(註:《自由主義者的信念》,上海《大公報》,1948年1月8日)。這種言
論表面公允,但在解放軍大舉反攻,節節勝利,國民黨反動派分崩離析,敗局已定的當
口,實行起著陰礙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作用。郭沫若指出:「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勢力與
反人民的反革命勢力作短兵相接的時候,衡定是非善惡的標準非常鮮明。凡是有利於人
民解放的革命戰爭的,便是善,便是正動;反之,便是惡,便是非,便是對革命的反動。
我們今天來衡論文藝也就是立在這個標準上的,所謂反動文藝,就是不利於人民解放戰
爭的那種作品,傾向,和提倡。」(註:《斥反動文藝》,《大眾文藝叢刊》第1輯《文
藝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胡繩也認為,在當時鼓吹「第三條道路」只會「損害新
勢力和新中國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給舊中國統治者尋覓苟存的罅隙」。胡繩還針對自由主
義者把共產黨與國民黨、解放區與國統區等量齊觀的錯誤思想,說明共產黨領導的解放
區已是政治民主、經濟平等、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天地,共產黨是跟國民黨根本不同的人
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在今日的解放區,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存在著人民的自由與平
等,——因為把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機構徹底掃清,所以有了政治自由;又因為
徹底實際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所以有了經濟平等。事實可使人們看到領導中國革
命的共產黨並不是在企圖著象二十年來的國民黨一樣地對抗著人民意志而『穩握政權』,
相反的,它將把自己黨的每一件工作和每一個黨員擺在人民大眾的監視與審查之下,如
同它現在已經在解放區內所做著的一樣。」(註:《為誰「填土」?為誰「工作」?》,
《華商報》,1948年2月22日)
    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文藝家,在對內關係方面的第二個錯誤,就是有些人對當時共
產黨領導農民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采取了不正確的態度。伴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
行,得到解放的廣大農民斗地主,分田地。他們為自己第一次做了土地的主人而歡欣鼓
舞,並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支援著解放戰爭。這時,某些帶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作家寫
的文藝作品,不但不去揭露地主剝削農民的罪惡,相反卻去描寫地主的美德和善心,掩
蓋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沈從文的《芷江縣的熊公館》就是這樣的作品。這篇作品描寫地
主階級「極一時人間豪華富貴」,稱道地主「人格的樸素與單純,悲憫與博大,遠見和
深思」。在作者看來,農民納貢,地主收租,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作品寫道:「當地規
矩,佃戶每年照前按收成送給地主一點田中附產物,此外野鴨、鵪鶉、時新瓜果,也會
按照時令送到,有三五百擔租的地主人家,吃來吃去可吃大半年的。」作者不描寫地主
與農民之間的勢不兩立的階級矛盾與對立,將其關係說得十分融洽,似乎根本沒有什麼
剝削可言。這本身就說明,中國的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與農村的封建勢力還有一定
程度的聯繫。馮乃超在《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一文中指出:沈從文的《芷江縣的
熊公館》,是屬於「新第三方面運動」的代表作品之一,其主題是「遮掩地主剝削農民
的生活現實,粉飾地主階級惡貫滿盈的血腥統治」(註:《大眾文藝叢刊》第1輯《文藝
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當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在半個中國進行的時候,
《芷江縣的熊公館》的出現,顯然是有害於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所進行的偉大的土地改
革運動的。
    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文藝家,在對內關係方面的第三個錯誤,就是站在反壓迫、爭
民主的革命群眾運動的旁觀者方面,對群眾運動冷潮熱諷,企圖影響革命群眾運動的發
展。隨著國共兩黨階級鬥爭的激化,在國統區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壓迫、爭民主的各行
各業的群眾運動,這個運動有力地配合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懷有民主個人
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不去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如何殘酷鎮壓革命群眾運動,反而指斥青
年學生是「比醉人灑徒還難招架的衝撞大群中小猴兒心性的十萬道童」(註:沈從文:
《一種新希望》,北平《益世報》,1947年11月10日),甚至說「社會的團結向來都要
基於和愛,於今群眾只借怨恨做聯結線,大家沉醉在怨恨裡發洩怨恨而且禮讚怨恨。這
怨恨終於要燒燬社會,也終於要燒燬怨恨者自身。今日世界所需要底是清醒、和愛與沉
毅,而今日群眾所走底是瘋狂、怨恨、浮躁與怯懦的路。回頭是岸,讓我們禱祝卷在潮
流中底人們趁早醒覺!」(註:朱光潛:《談群眾培養怯懦與兇殘》,《周論》第1卷第
5期,1948年2月13日)象用人性論的觀點斥責解放戰爭、土地改革一樣,他們又用人性
論的觀點去對待人民群眾的民主革命運動。革命文藝工作者邵荃麟等,用鮮明的階級觀
點批評了朱光潛、沈從文等人對於群眾民主運動的錯誤態度,指出:群眾的「團結是基
立於他們自己階級和社會的愛,但同時也基立於對統治階級的仇恨。幾千年來封建的剝
削與壓迫,培養了人民對於統治者的血海深仇,而在這種仇恨的燃燒中間,他們將燒燬
一切舊的,丑惡的,殘忍的制度,創造出人類偉大的光明與漫暖!」(註:荃麟文章見
《大眾文藝叢刊》第2輯《人民與文藝》,1948年5月1日)
    民主個人主義者或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人們,不僅在對內關係方面有許多錯誤主張,
而且在對外關係方面也發表了一些錯誤意見。他們崇信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制度,「贊
成民主的多黨競爭制,也即是反對任何一黨專政」(註:《自由主義者的信念》,上海
《大公報》,1948年1月8日)。例如《紅毛長談》一文,「以歐人冷靜眼光看中國時
事」,既指責國民黨,又指責共產黨,既譴責美國,也譴責蘇聯,表明作者「系民主政
治之忠實信徒」(註:《紅毛長談》,天津《大公報》,1946年8月5日)。《吾家有個夜
哭郎》把我國具有五千年歷史的勞動人民,描寫成搖籃裡躺著的「一具又黃又瘦,滿身
傷痕的可憐娃娃」,認為「眼前的根本問題是奶汁,奶汁,更多的奶汁。誰喂也罷,只
要奶餵的夠勤,不摻石灰,不總給橡皮奶頭吮!(註:《吾家有個夜哭郎》,天津《大
公報》,1947年11月7日)當時,美帝國主義把對中國的侵略說成是「友誼」,妄圖在
「援助」的幌子下把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這種有奶便是娘的觀點,反映了我國民族資
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在對外關係方面的軟弱性、動搖性,客觀上投合了美帝國主義侵華
政策的需要。革命文藝工作者分析了這種思想的危害,指出:「四萬萬五千萬子民都被
看成『夜哭的娃娃』」,這種作品只會起「麻醉讀者的作用」(註:郭沫若文章見《大
眾文藝叢刊》第1輯《文藝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
    自由主義文藝家在對內對外關係方面暴露出的種種問題,歸根到底是由他們的立場
決定的。這些文藝家的社會經濟地位,長期以來所受的資本主義教育,使他們與勞動人
民之間存在很大距離。因此,他們儘管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實際並沒有真正代表
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自由主義的文藝主張在某種程度上也有不滿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面,
他們認為「政治上負責者無從經營扶助這個部門的正常發展」,提出把文學「一律交給
自由主義者」(註:沈從文:《從現實學習(二)》,天津《大公報》,1946年11月10日)。
但由於他們的立腳點沒有轉移到人民方面來,因此並不能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郭
沫若根據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借用論爭對方提出的所謂
「純文藝」的說法,分析道:「『純文藝』的真正的意義,我們要作這樣的認識:凡是
人民意識最純,絲毫沒有夾雜著對於反人民的權勢者的阿諛,對於不勞而獲的壟斷者的
贊頌,或鑽進玻璃室裡作自瀆式的獻媚,絲毫沒有夾雜著這些成分,而只純真地歌頌人
民的辛勞,合作,創造,而毫不容情地吐露對於反人民者一切丑惡、暴戾、破壞的如火
如茶的憎恨。這樣的作品,我們便認為是今天的『純文藝』——純人民意識的文藝。」
(註:《人民至上主義的文藝》,上海《文匯報﹒新文藝》,1947年3月1日)這裡,接觸
到作家的立場問題,說明作家只有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反映他們的生活、意願、要求,
才能真正成為人民群眾的代言人。
    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藝思想的批判,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無產階級
和資產階級在文藝上的又一次激烈較量。通過這次批評,分清了思想是非,在政治上孤
立了胡適這類民主個人主義者中的上層分子,教育、爭取了廣大愛國知識分子,使許多
人劃清了敵我界限,逐漸向人民靠攏。他們當中許多人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在黨的幫
助教育下有了很大進步,做了不少有益於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的事情。這次文藝思想批
評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但這次文藝批評也存在著缺點錯誤。首先,批判者未能很好劃清思想問題與政治問
題的界限,帶有「左」的簡單化。毛澤東同志指出:懷有舊民主主義思想亦即民主個人
主義思想的人們,「對人民民主主義,或民主集體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或集體英雄
主義,或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不贊成,或不甚贊成,不滿,或有某些不滿,甚至抱有
反感,但是還有愛國心,並非國民黨反動派的人們」(註:《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425頁)。毛澤東同志一方面指出他們「近視」,「糊
塗」、「書生氣十足」、「對美國存著幻想」,甚至存在「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
另一方面又說明他們「有愛國心」、「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事實證明,這個分析是科
學的。在階級搏鬥尖銳的時候,他們雖然提出了一些錯誤主張,但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
人,既不跟國民黨反動派走,又不到美國去,而是逐漸向共產黨和廣大人民靠攏。毛澤
東同志根據對這些人的正確分析,指出了對他們應采取的正確態度:「應當對他們進行
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註:
《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433頁)毛澤東同志表彰聞一多、
朱自清等人,在國內外反動派壓迫面前,寧死不屈,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說明「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
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註:《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
第1432頁)先於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正確論述,進步文藝界在批判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藝
思想及創作的時候,存在著把思想問題簡單提升為政治問題的現象。如有的文章指某人
代表「黑色」文藝,某人代表「藍色」文藝,某人代表「桃紅色」文藝等;還有許多批
評文章,採用雜文形式,較多嘻笑怒罵,缺少善意的批評、團結。其次,這次批判對政
治思想問題注意較多,對錯誤文藝理論本身批評不夠。這次批判自由主義文藝思想,主
要是聯繫作品表現的錯誤傾向進行了分析,沒有就他們提出的理論問題本身,如文藝與
政治的關係,人性與階級性,美學的直覺與理性等,進行深入細緻的論述。產生上述缺
點錯誤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當時國統區作家要迅速配合解放軍的反攻,來不及對自由主
義文藝理論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同時,也跟進步文藝界長期以來在運用馬列主義理論
方面存在著不夠純熟等弱點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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