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1999年4月29日,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我敬愛的父親走完了他89個歲月的人
生旅程,因病溘然辭世。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當日向國內外發出專訊後,《李自成》的
許多熱心讀者紛紛來電來信,除對老人不幸病逝表示悼念外,無不關切地詢問:《李自
成》第四、五卷是否已經完成?何時出版?當時我曾通過報界告訴大家:我父親在病逝
前已基本完成了四、五卷,並交中國青年出版社編排,很快即可奉獻給廣大讀者。
    我之所以說「基本完成」,是因為父親早在80年代中期就完成了四、五卷口述錄音
書稿,之後經不斷修改,部分單元在《小說》上連載,受到讀者和專家好評,但是他總
感到離他的藝術追求尚有距離,而視為「未定稿」不願拿出來出版。即使已經出版的第
一、二、三卷,也同樣視之,計劃待四、五卷經修訂出版後,連同前三卷再仔細修訂一
遍,全書才算最終定稿。
    有的讀者詢問:第三卷出版於1981年,為什麼四、五卷拖了這麼多年?對於這個問
題,我父親的前助手、現為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員的俞汝捷同志在他的悼念文章中已做出
很好回答:因為姚老「太認真」,「太苛求自己」。的確如此。譬如父親為了寫好決定
李自成和他的大順朝命運,改變中國近三百年歷史的「成敗存亡關頭」等四、五卷中的
重要單元,除了花費大量時間查閱和研究明末清初史料,不顧年邁去山海關、通山等處
實地考察外,對耗費數年心血寫成的二三十萬字書稿,很不滿意,毫不惋惜地用紅鉛筆
寫上「作廢」二字,棄之文件櫃一角。然後重頭再寫,以致光陰這樣一天天逝去。父親
對創作如此認真,如此苛求,充分體現了他們一代老作家的一個共同特點和個性:對作
品、對讀者、對祖國文學事業的高度使命感和責任感。
    誠然,除上述原因外,還有一個人人都不能違背的自然規律。父親到了晚年,尤其
是進人80高齡以後,雖依然壯志滿懷,雄心不減,每天凌晨兩三點鐘就起床寫作,沒有
節假日,沒有休息天,但畢竟年齡不饒人,體力、精力一日不如一日,原本就很慢的寫
作進度更顯減慢;原本能較易越過的創作中的「障礙」和「高山」,現在攀援時顯得力
不從心。為此,父親每日都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並唯恐全書寫不完,隨他百年而去。
因此,即使在他1997年初春,因寫作過於緊張勞累而突發中風倒在書桌旁,住進醫院的
第一天夜間,仍然頑強地起床寫作。我在困睡中,恍惚聽到撲通一聲而驚醒,看見父親
躺在床邊的地上。我一邊呼叫「怎麼啦!」一邊把他抬到病床上。父親卻說:「我要起
來寫《李自成》,寫不完對不起讀者。」我一時語塞,無言勸慰,而禁不住淚流滿面。
    還令人難忘的是,今年春節前夕,父親病情日趨加重,陳昌本等中國作協領導來家
慰問,他在床榻前告訴父親,作協已決定將《李自成》作為十部優秀長篇小說之一向建
國五十周年獻禮。父親聽後欣慰地微笑了,吃力地、緩慢地低聲吐出六個字:「功勞是
大家的。」這是父親的肺腑之言。因為在整整四十年的《李自成》創作歲月中,曾先後
得到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央和各級領導同志的巨大關懷和支持,一次又一次度過了艱難
歲月,使《李自成》創作得以繼續下去,成為「十年浩劫」及其後百廢待興中最幸運的
老作家。同時,數十年來,父親也得到許許多多同志和朋友的熱情支持和鼎力幫助。對
此,父親也是念念不忘和衷心感謝的。例如,1977年開始給父親做了八年助手的俞汝捷
同志,為整理第三、四、五卷的口述錄音稿,付出了大量心血;父親生前助手許建輝同
志,在父親病後為整理四、五卷書稿,保證按期出版,常常夜以繼日地工作;還有張葆
辛、劉文田、賴雲峰、杜海波及姜曉燕等同志,也都先後或長或短地在父親身邊工作過,
為《李自成》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在近半個世紀的歲月中,父親因為《李自成》與中國青年出版社結下了不解之緣,
建立了作家與出版社非同尋常的親密關係。尤其是擔任《李自成》第一卷責編的江曉天
同志,第二、三卷責編的王維玲同志,在昔非今比的政治風暴不時驟起的年代裡,他們
不顧個人安危與得失,與「右派」父親通力合作,度過無數個不眠之夜,而使《李自成》
第一卷在1963年得以出版;在「四人幫」粉碎後的1976年冬和80年代初,通過艱辛勞動,
又先後出版了第二、三卷。父親患病後,李向晨和吳曉梅兩位同志繼而擔任了第四、五
卷的責任編輯,經過三四百個日日夜夜,確保了四、五兩卷的如期和較高質量出版。在
四、五卷的編輯過程中,俞汝捷、陳浩增。王維玲、周勃、胡德培等同志對四、五卷校
樣進行仔細審讀,洪光義、李剛等同志幫助進行終校,這些同志也都為四、五卷的出版
花費了不少心血。父親匆匆走了,再也不能表達對這些同志和朋友的感激之情,我只好
代表先父向他們再一次深深致謝。
    在這篇短短的後記裡,我不能不提到與父親患難與共。相濡以沫近70載的母親。母
親無愧是父親的忠誠伴侶和賢內助。早在1957年的那場政治風暴中,父親因敢於說真話
而被錯劃為「極右派」,母親忍辱負重,仍一如既往地鼓勵、支持父親將來一定要寫出
《李自成》,重新點燃了父親對未來的希望之光;60年代初,即在父親摘掉「右派」帽
子後,為保證父親安心創作,解除後顧之憂,毅然辭去她所熱愛的職業教育工作,來到
父親身邊,成為家庭主婦;在她花甲之年,學習打字,用已遲鈍的雙手,起早貪黑,用
老式打字機一個字一個字,為父親敲打出了二百多萬字的書稿;在「文革」初期抄家風
正盛時,是母親與姜弘、周勃同志一起冒著風險把部分二卷手稿藏匿在朋友家樓頂的隔
層中,而免遭劫難。直到七年前母親突發中風,操勞辛苦了一輩子才算得以「休息」。
父親患病前,每日都不時來到病榻前久坐,拉著癱瘓失語的母親的手,常常含著眼淚深
情地對兒孫們說,一定要侍候好你們的母親、奶奶,沒有你們的母親、奶奶,就不會有
我今天的成就,就不會有《李自成》……有時候,竟像孩子一樣失聲痛哭。父親有這樣
一位伴侶,我有這樣一位母親,怎麼不令人肅然起敬。如果說《李自成》為祖國的文學
事業樹起了一座豐碑,那麼碑上應該有許許多多人的名字,上面也應該鐫刻上我母親的
名字:王梅彩。
    父親生前雖然沒有能夠看到他為之嘔心瀝血17年的《李自成》四、五卷的出版,沒
有看到他在文學園地辛勤耕耘70載的成果——《姚雪垠書系》20卷的同時問世,並帶著
未能實現的《天京悲劇》、《大江流日夜》等創作宏願,無限遺憾地匆匆遠行。但一位
滿頭銀髮、雙目炯炯有神、率直坦蕩。樂觀自信,甚至帶有幾分童真的「文學老兵」,
一位飽經風雨坎坷、人生磨難,但始終如一地充滿火一樣的創作激情、頑強不息地獻身
祖國的文學事業,執著不懈地攀登一座又一座文學藝術巔峰的老人身影,將永遠地、深
深地留存在他的兒孫、親朋好友和廣大中外讀者的心目中。父親如果九泉有知,對此應
該感到欣慰。
                  姚海天
                     199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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