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和談演義(第二部)   第三十四回
華萊士駕臨重慶 包瑞德飛往延安


  卻說6月5日晚,林伯渠與張治中、王世傑再次見面了。林伯渠手持毛澤東修改
過的12條書面意見,張、王懷裡也揣著國民黨正式擬定的《中央對中共問題政治解
決提示案》。
  林伯渠看過這份提示案,發現國民黨雖有退讓,如同意中共軍隊編四軍十師、
陝甘寧邊區改行政區後隸屬行政院、黨的問題在戰後解決、允許共產黨公開等,但
與中共中央的要求相距甚遠。
  林伯渠提出的中共12條意見,卻再次被張、王拒收。於是,雙方舌戰起來。張、
王說共產黨沒有誠意,林說國民黨逼人太甚。爭執到最後,張治中口氣緩和下來,
說:「22日先生所提20項,因內容與在西安所表示的意見出入甚大,未便接受,當
經先生收回。此次所提12項,項目雖較前減少,但內容並未改變,中不能接受,惟
不想過拂先生的意見,只得留下,但不能轉呈。」林伯渠見再爭無益,只好順水推
舟,說:「好吧,就留在兩位處參考亦好。」並表示收下國民黨提示案,向中共中
央報告。
  這個《中央政府提示案》客觀上比較接近林伯渠在西安簽字的意見,這就使得
林伯渠感到為難了。不得已,林伯渠於6日寫信給張、王,解釋此中關節,聲明《中
央政府提示案》與中共中央的12條意見相距甚遠,但仍願將這一提示案報告中共中
央,相應地,張、王也應將中共12條報告國民黨政府;雙方的新案都和西安商談的
意見有出人,這種談判過程中的出人是正常的,不足為奇,不應因此指責中共沒有
誠意而采取不合作的態度。
  張、王堅持說《中央政府提示案》是根據中共方面的意見作出的,與林彪方案、
西安方案均無不合,中共無不接受之理,要談只能以這個提示案為基礎。
  林伯渠11日再次致函張治中、王世態:「談判是兩黨公事,非個人私事,我們
彼此都得要遵照自己中央的意見去和對方談判,並將對方的意見詳細報告給自己的
中央,最後得到雙方中央一致同意,才能使問題獲得解決。你們不讓貴黨中央了解
我黨中央方面意見,只片面地要求我個人接受貴黨中央提示案,試問我個人如何能
夠做主?談判如何能夠進行?兩先生又如何能負責?」
  因事關重大,林伯渠請示了中共中央。毛澤東答道:「張、王既然不願考慮我
黨中央所提意見,又不願將此意見轉交蔣,又不承認我黨合法地位,又不以平等地
位對我黨中央,而片面地提出所謂提示案,我黨中央堅決不能接受,望立即將所謂
提示案退還張、王。」
  6月15日,張治中、王世態致信林伯渠,說已將中共12條意見轉報國民政府,但
堅持解決辦法只能按《中央政府提示案》辦理,不能變更。
  剛剛進行了一個多月的兩黨談判,又陷入了僵局。按下不表。
  單說當國際上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的時候,國民黨正面戰場卻屢遭敗績。一
部分美國人對國民黨失望之余,將目光轉向了中國共產黨。中共方面為了打破國民
黨的全面封鎖,回擊蔣介石的反共宣傳,顯示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作用,也曾向美國
方面吁請其派人訪問延安。早在1942年8月6日,周恩來即致函美國總統私人代表居
裡,提出了這樣的建議。1943年1月23日,美國駐華官員謝偉思向美國國務院轉達了
周恩來的邀請,並建議「派美國代表訪問共產黨地區」。他認為:「這種訪問對我
們會大有益處,會使我們對共產黨方面的形勢有一個廣泛和實際的了解。」6月24日,
另一位美國駐華官員戴維斯向史迪威提出報告,建議派出一個觀察團並在延安設立
一個領事館,理由是這一地區在軍事上具有重要意義,它對蘇聯軍隊將來進人中國
將起到某種聯繫作用。他的建議當時未得到答覆。開羅會議之後,戴維斯於1944年
1月15日再度建議派觀察組去延安。他在給史迪威的信中寫道:
  我們需要趁著還受歡迎的時候,立即派一個軍政觀察員代表團到共產黨中國去
搜集敵人的情報,協助並準備從那個地區開展一些有限的話動。假如俄國進攻日本,
也好就俄國在華北和滿洲的話動作出匯報,並對華北和滿洲是否可能另立中國甚至
變成俄國的衛星國作出估計。蔣介石對共產黨人搞封鎖,從而使他們處於孤立無援
的境地,這就迫使他們逐漸依附於俄國。要是美國派一個觀察團到延安去,那就會
打破這種孤立狀況,削弱依附俄國的趨勢,同時又能遏止蔣介石試圖以內戰消滅共
產黨的願望。因此,蔣委員長自然要反對美國派觀察員去共產黨中國。通過通常的
外交和軍事渠道是不可能獲得蔣介石的允許的。應當由總統直接向他提出要求。要
是蔣介石一開始就加以拒絕,總統可以運用我們足夠的討價還價力量制服他。
  戴維斯把上述建議的副本寄繪了白宮的霍普金斯和柯裡,希望他們倆提請總統
給予重視。2月,羅斯福正式通知蔣介石,為了搜集日本在華北、東北的情報和研究
將來在中國大陸作戰的各種可能,準備派出一個軍事觀察團去山西和陝西視察。他
巧妙地避開了把這一地區稱作共產黨區域。蔣介石心中惱火,又不敢斷然拒絕,只
好大方地同意為觀察團「提供方便」,但補充說,觀察團當然只能去訪問那些在中
央政府控制的地區。
  在蔣介石同意的基礎上,中緬戰區司令部開始擬訂計劃,不理睬那條毫無意義
的限制規定。為了確保觀察員不受主人的擺佈,史迪威挑選了懂中文而且了解中國
的人。他任命包端德上校為團長,謝偉思為他的政治助手。包瑞德中文極好,能用
中文朗誦莎士比亞的長詩,和中國人用漢語開地道的玩笑。
  史迪威本人對這件事情的興趣,在於他非常自然地渴望與他認為有朝氣、有明
確目的的軍隊取得聯繫。他對1937年八路軍在平型關取得的振奮人心的勝利記憶猶
新。從那以後,他和其他人一樣,對共產黨人活躍而又成功的游擊戰有了深刻的印
象。1938年八路軍的參謀長葉劍英及其同事們和他會面,在他頭腦裡留下了良好的
記憶。史迪威還記得在緬甸戰役失敗之後,周恩來托人轉來的話。周說:「我願在
史迪威將軍手下服役,並服從他的指揮。」此話雖有些詼諧,卻讓史迪威的心裡一
熱。在輿論的種種責難中,他畢竟聽到了另一種聲音。隨著與蔣介石矛盾的加深和
國民黨正面戰場一潰千里,史迪威越來越認為,只要蔣介石在位一天,軍隊的改革
和戰鬥力的提高就無法實現。這一認識使他想要接觸遠方從未謀面的共產黨部隊的
心情更加迫切。目前需要的是第一手資料。
  軍事觀察團以「迪克西」為代號,準備;月啟程,但卻遭到蔣介石的阻撓。「
迪克西」一詞出自美國南北戰爭時期一首流行曲《人們所說的迪克西是真的嗎?》。
歌中「迪克西」指的是當時美國造反的南部各州。羅斯福於4月重申了美方的要求,
但仍末成功。轉眼到了6月,這個問題移交到了另一位特使——副總統享利·華萊士
的手中。
  6月20日上午9時半,華萊士的專機降落在重慶機場。蔣介石早在機場等候了。
從機場到蔣介石的官邸,蔣與華萊士同乘一輛車。借助夫人宋美齡精通英語的便利,
蔣介石在車上即向華萊士表示:華萊士先生在最黑暗的時辰訪華,會提高士氣,希
望美國繼續援華;我很欽佩羅斯福總統的人格和見識;若是我看到中國崩潰的到來,
我會告訴總統的,但是中國還沒有崩潰,事情並不像原來預計的那樣壞……
  說著說著,話鋒一轉:「解決中國國內問題,我願意取得總統的幫助。中國共
產黨的領袖們都是些不守信用之人,簽了字是無效的。我和他們打交道多年,很懂
得他們,不管他們嘴裡講要怎麼做,實際上他們根本不會執行。如果總統和他們合
作,威信會受到極大的損失。如果總統願意協助我解決國內問題,我很歡迎,這不
牽扯什麼內政,因為總統是我的真正的朋友。」
  華萊士只是聽著,未作什麼表示。
  華萊士和蔣介石進行了四次長談,派觀察團訪延是一個重要話題,而蔣介石的
交換條件是撤換史迪威。
  6月21日下午,蔣介石在家裡與華萊士單獨會談,宋子文擔任翻譯。
  蔣:「先生是否帶有羅斯福總統的函件?」
  華:「沒有。在離開華盛頓前夕,總統和我談過話。他曾談到過中國通貨膨脹
的情況,不過我不想在這裡談這個問題。總統談到過你們的共產黨,他認為你們都
是中國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間總有商量的余地。」
  蔣介石沉默不語。
  華:「我從蘇聯過來,我認為,任何足以造成中蘇兩國不睦的問題都不應懸而
不決。」
  蔣:「是否可請羅斯福總統出來擔任中蘇兩國之間的仲裁者?」
  華:「美國願意中國成為一個強盛而民主的國家。」
  蔣:「謝謝!」
  華:「斯大林主席表示,在戰爭期間,蘇聯應該支持你,他對你和毛澤東正在
達成協議一事很感興趣。中國需要團結。」
  第二天下午,蔣介石與華萊士繼續會談。中方的宋美齡、宋子文、王世態和美
方的拉鐵摩爾、哈沙德、范宣德在座。
  華:「在前一段的河南戰役裡,曾發生中國農民對中國軍隊開槍攻擊的事,因
為這些軍隊見了日本人就逃跑,這是怎麼回事?」
  蔣:「中國打敗仗是由於士兵缺乏士氣,而這種缺乏士氣大部分是由於經濟狀
況所造成。緬甸全面戰役的未能發動起來,對中國士氣有著決定性的不良影響。中
國人民感到他們被拋棄了。如果這個戰役能夠實現,目前這些失敗就可能已經避免。」
  華萊士不願糾纏此事,趕緊轉移話題:「委員長十年前倡導的新生活運動是否
還在繼續?」
  蔣:「這個運動的目的是訓練人民過更有紀律的生活,並提高他們的文明水平。
前一段美國報紙對中國的批評太多,應該制止。中國因為共產黨而遭到極大災害,
美國人民不懂得這種情形。雖然中國目前的情況不能完全歸罪於共產黨,但是他們
的顛覆性行動和宣傳卻對中國的士氣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中國人民並沒有把共產
黨人看作中國人,而把他們看作是服從第三國際命令的國際主義者。」
  華:「共產國際不是早解散了嗎?」
  蔣:「這個事實並沒有改變這樣的形勢。」
  華:「紐約華旗銀行北平分行經理馬特爾·霍爾先生曾於1943年從北平出發通
過共產黨地區到重慶。他曾盛讚共產黨,並說共產黨對閣下充滿信心,他認為你對
共產黨地區內的情況了解得不正確。」
  蔣:「霍爾先生和許多美國人一樣,譬如卡爾遜上校,都是受了共產黨的宣傳。
我是願意共產黨回到政府裡來的,但是他們卻用宣傳破壞我軍隊和人民的士氣。共
產黨希望看見中國的抗日垮台,因為這樣將加強他們的地位。」
  華:「我不能理解閣下這番話,他們一直在和日本人作戰呀!」
  蔣:「我承認共產黨也是希望日本失敗的,但是,他們祈禱著國民黨將先戰爭
結束而告崩潰,因為這個崩潰將使他們取得政權。相反,如果國民黨繼續執政到和
平,他們將無機會取而代之。由於中共和第三國際的關係,政府無法公開批評他們,
我們不願因為批評而和蘇聯發生沖突。」
  華:「美國的共產黨人最起碼是愛國的,我不理解你說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態度。」
  蔣:「他們的差別在於美國共產黨並無奪得政權的可能,中國共產黨卻正在企
圖奪取政權。」
  范宣德插言:「你們和共產黨正在進行的談判進展如何?」
  蔣:「政府的條件有兩個:共產黨服從命令,把軍隊並入政府軍;把他們現在
的控制區變成政府的一個行政區。如果他們答應,他們將得到政府大赦,並有權繼
續作為一個政黨存在。如果那樣,那一批美國軍官就可以進入華北,不和共產黨直
接發生關係,而是在中國政府名義下去訓練轉變了的共軍。」
  華:「先生對此是否樂觀?」
  蔣:「假如共產黨有誠意,可能會解決。如果此問題得到解決,我會立即施行
民主方案。你們要讓羅斯福總統相信,中共不能公開使用蘇聯為自己撐腰,他們能
夠用的而且確實做了的是利用你們美國的影響來強迫我們答應他們的要求。你們對
共產黨應該超然處之。」
  華:「如先生所言,中共與蘇聯有聯繫,那就更有必要解決你們的國共問題。」
  蔣:「我知道你們希望中國能夠把全部的軍事力量用於抗日,但是你們卻不了
解共產黨對中國政府所構成的威脅,而且過高地估計了共產黨抗日的作用。」
  華:「你們和共產黨是否能夠達成一個低水平的諒解,好讓他們在華北的力量
發揮充分作用?」
  蔣:「請你們不要逼我!欲速則不達。請你們認清共產黨在抗日戰爭裡並沒有
多大用處。」
  次日,華萊士等人一再表示他們只對戰爭感興趣,要求派情報組到共產黨控制
區,要求派軍事觀察團前去延安。爭執幾個小時,蔣介石勉強答應在華北設美軍情
報組,但要求中國軍官同往,對軍事觀察團一事不置可否。
  中午,華萊士回到大使館,接到了羅斯福總統的親筆信:強求蔣主席批准陸軍
觀察組出發去中共控制的任何地區。
  下午5點鐘,蔣介石和華萊士繼續談話時,華萊士把羅斯福的信讀了一遍。蔣介
石頓時呆住了。范宣德趁熱打鐵道:「是否觀察組一組成就可以啟程?我這樣解釋
我們上午的談話是否正確?上午你並沒反對。」
  蔣介石艱難地答道:「可以吧。但我們應對這一觀察組有支配權。」
  法裡斯將軍一聽觀察組要受蔣介石的命令,馬上急了:「你們不能命令我們。」
  蔣介石只能再退一步:「支配並不是命令。好吧,你們獨立吧。」
  剛剛進來參加討論的宋美齡說:「該組不能使用『使團』一字,應叫調查組。」
  「對,對!」蔣介石不能不佩服夫人的敏感。若使用「使團」一詞,中共豈不
成了政府?
  蔣介石接著冷冷地說:「你們應該記住,共產黨不接受我的命令,我不能保證
該調查組在共產黨區內的安全。不過,我願意給予一切可能的幫助。」
  法裡斯和他的副官謝偉思一聽蔣介石這般承諾,立即退席回使館準備去了。
  蔣介石利用自己不得不讓步的機會,再次提到史迪威問題。他長期以來一直希
望擺脫史迪威和高思——這兩個毫不留情地控制著來自美國的物資供應渠道的人。
他在史迪威身上多次失敗。這次他沒有直接提出撤換史迪威,而是要求總統派一名
私人特使,使他可以不必通過國務院或陸軍部與白宮直接聯繫,達到最後撤換史迪
威的目的。擔任翻譯的宋子文以其流利的英語,動人地描述了史迪威的種種壞處。
  華萊士後來承認:「我被處在不幸之中的人的呼聲深深地打動了。」
  在蔣介石等人的勸說下,華萊士得出結論:史迪威必須離開中國。
  6月28日,華萊士從昆明打電報給羅斯福,主張國、共雙方團結合作。他在隨後
給總統的匯報中說:「我們的態度應當具有足夠的靈活性,以便使我們能在更有希
望的領導人或集團出現時利用他們。蔣介石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筆短期投資。據信,
他沒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戰後中國的領導人要麼從演進中產生,要
麼從革命中產生。現在看來,更可能是從革命中產生……」

  卻說這時的延安,愈來愈成為中外人士關注的熱點。
  6月9日,也就是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闢歐洲第二戰場的第三天,國民黨
當局第一次允許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來到延安訪問。參觀團一行21人,成員中有美
聯社、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斯坦因,美國《時
代》雜誌、《紐約時報》記者愛潑斯坦,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
路透社、《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武道,美國天主教《信號》雜誌記者夏南漢神父,
蘇聯塔斯社記者普羅岑柯,此外還有國民黨統治區各大報的一些記者以及國民黨官
員。
  中外記者來到延安,毛澤東十分興奮,覺得總算是打開了局面。6月12日,他即
會見記者參觀團,詳盡地回答了他們的提問。後來,又單獨會見了斯坦因和武道,
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未德、周恩來、時劍英等也分別會見了中外記者。延
安交際處安排他們進行了多方面的參觀訪問。
  延安給中外記者留下了和重慶完全不同的深刻的印象。他們回到重慶或回國後,
寫了許多引起很大反響的書籍和文章。一份經過毛澤東修改的葉劍英向記者團的講
演《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通過中外記者的報道,廣泛傳佈到大後方和許多
國家,使國內外輿論開始重新評價中共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福爾曼的《來自紅
色中國的報道》,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以及愛潑斯坦等發表的評論,都
受到廣泛的注意。連一向敵視共產主義的夏南漢神父「亦認為邊區是好的」。7月1
日,《紐約時報》根據記者發回的報道發表評論:「無疑地,五年以來,對於外界
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在對日戰爭中,是我們有價值的盟友。正
當地利用他們,一定會加速勝利。」
  愛潑斯坦在當時的筆記中這樣寫道:
  我個人感受,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並且是很簡樸的。他會在遍地黃土的
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談,他不帶警衛。當和包括我們在內的一群人拍照時,他
不站在中間,也沒有人引他站在中間,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時在邊上,有時站在別
人身後。
  毛在延安給我們留下了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從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領導的中
國共產黨正面臨十多個抗日根據地頻繁的戰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組織工作。在和
國民黨多方面的關係中,他是主要決策人,他既要躲開對手的攻擊以避免發生內戰,
又要推動對手更有力地打擊日軍。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內政策和國際
政策,從事於理論寫作和解決黨內爭論的問題。
  我們這些外國記者都來自重慶,我們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慶的蔣介石在舉止方
面的強烈反差。蔣介石刻板,拘謹,神經質,語言單調,似乎經常處於緊張狀態之
中。蔣經常沒有必要地過問過多的繁瑣事務,事後批評他的指揮官做的大小每一件
事。毛則相反,他極擅長於委任他人負責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時間去考慮、分
析一個更大的遠景;他也擅長於樹立榜樣,總結經驗……
  6月27日,毛澤東得到了美軍觀察組將來延安的消息,興奮不已。次日,他電告
林伯渠、董必武:「美軍事人員來延,請你們代表我及周、未表示歡迎,飛機場即
日開始準備,來延日期請先告。」
  6月29日,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美軍觀察組來延和國
共談判問題。會議決定:對美方表明,我們現在需要合作抗戰,抗戰勝利後需要和
平建國,民主統一;在交涉中以老實為原則,我們能辦到的就說能辦到,辦不到的
就說辦不到。會議還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葉劍英出面
接待。
  這次會議後,中共方面對國共和談也表示了熱情。6月30日,毛澤東電告林伯渠、
董必武:「關於談判事,可利用美軍來延機會,請張治中、王世傑兩人或一人偕林
伯渠來延安商談國民黨政府提示案。如王、張均拒絕,則單獨回延安討論,好作具
體回答。」
  7月1日,周恩來在延安公開發表談話:「自林伯渠同志代表我黨中央赴渝談判,
已經兩月,一切問題尚在繼續商談。林同志經西安時,國民政府曾派張治中、王世
傑兩先生前往接洽。至重慶後,我黨中央經林同志手提出書面意見交張、王轉交國
民政府。嗣得張、王轉來政府提案,內容相距尚遠。我黨中央現正研討復案,期謀
合理解決。所謂合理解決,即是於團結抗戰及促進民主有利,在此原則下,我黨無
不樂於商討也。」
  7月22日,由包瑞德上校率領的7名美國軍官,以「迪克西」觀察組第一批成員
的名義到達延安。周恩來、葉劍英、楊尚昆等到機場迎接。飛機在著陸時螺旋槳撞
上了一塊無人注意的碑石,但安然無恙。這反而使機場熱鬧起來,美國人滿臉笑容
地出現在機艙口。葉劍英握著包瑞德的手高興地說:「我喜歡你們美國人。我們中
國人碰到這樣的事會覺得很丟面子。」雙方都開心地笑起來。
  周恩來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中說:「我們不應把他們
(指美軍人員和外國記者)的訪問和觀察當作普通行為,而應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
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
  果然,在觀察組到達延安的第一天,周恩來就表現出外交家的風度。
  正是:
    千軍易得將難得,
    名相更比將難求。
  未知周恩來如何舉措,且看下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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