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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海滄桑五十年

  為編選這本集子,尋找舊作,查閱了一些歷史資料,勾起了許多回憶。時值紀念北平和平解放50年,電視台多次播出解放軍入城的紀錄片。太熟悉了,當年我們北大同學就在歡迎解放軍進入東交民巷的鏡頭中。往事歷歷,如在昨日,算起來,我開始寫科普作品,也恰好50年了。
  在這以前,我已有文章變成鉛字印出,不過不是普及科學的,是和平與建設使普及科學成為急需,使我的筆尖轉向了科學。剛剛建立起來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設有科普節目,抱著試一試的心情,我寫了一篇介紹螢石的稿子投去,很快廣播出來了,還來信要我再寫,一連10多篇都被采用,大大提高了我寫作科普作品的興趣和信心。還有天津的《大公報》,這時改名《進步日報》,新開了一個副刊《進步科學》,我的第一篇介紹地質知識的文章《滄海桑田》,就是在這個副刊上發表的。不過這時可以刊登科普作品的園地實在不多,宣傳政治是壓倒一切的任務,我的科普文章只能星星點點出現。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展開,人們突然發現地質學原來如此重要,地質工作者被譽為工業建設的尖兵。然而當時全國的地質工作者只有幾百人,向青少年普及地質科學知識,成為招募新兵擴大地質隊伍的突出需要,《中國少年報》、《中國青年報》最早拿出版面來介紹。我成了他們經常的作者,但真正大寫起來,是1955年胡耀邦同志主持的團中央建議和倡導出版少年兒童讀物以後,《中國青年報》發信給一些作者,征求意見,我給他們回了信,提出「應當介紹的知識很多,比如海水為什麼是鹹的?沙漠中為什麼有綠洲?地為什麼會震動?……真可以也列出十萬個為什麼來」。「希望廣大的科學工作者,特別是老一輩的科學家們,都能抽出時間來把你們的知識用生動的語言傳播給下一代」。想到寫十萬個為什麼,是從伊林一本小冊子的書名,和於光遠同志一次講演得到的啟示。光遠同志在對北京地質學院的青年作報告時,說這「?」號像一個鉤子:鉤子能掛住衣服,問題也能鉤住知識,抓住問題來學習,學的知識就不易忘記。我感到很有道理,在寫作中常圍繞著「為什麼」來作文章,感到效果確實不錯,主題明確,節省篇幅,特別適合短篇文章的撰寫。
  這封信被擺在1955年10月25日出版的《中國青年報》的專版,「我們的文學、美術、科學工作者給孩子們的答覆」中發表,編者給加上了個「應該寫出『十萬個為什麼』來」的標題。這個專版由老作家冰心打頭,我那時才26歲,如我在信中所說「是剛剛跨進科學大門的青年」,我很感謝那時對青年人的信任與扶持,後來也有幸真的參與了《十萬個為什麼》中地質學方面稿件的編寫。少年兒童出版社的第三編輯室出色地完成了這項工作,這個出版社還出了我三本書。
  一時,為少年兒童寫作成為我業餘生活的重要內容。不過說實在的,我寫得並不理想,我的知識是有一些,構思或者也還可以,但不會編故事,也不諳熟兒童的語言,如果說發表出來孩子們還看得下去的話,那是編輯加工的結果,這些文章中有他們的勞動,是必須在此說明的。
  經濟建設成為一時的中心和得到大發展,使社會各方面都愈來愈感到有了解科學知識的必要。從50年代中期到6O年代初,除了有《科學大眾》這樣的科普刊物,《人民日報》等報紙也或開闢專欄,或辦專門的副刊普及科學,科學小品受到報刊的歡迎,而這也正是適合我寫作的形式。當時我只能在本職工作及社會工作之餘抽時間來寫,寫科普文章還需要花時間去查閱資料,不要說大部頭著作寫不出來,寫長文章也難,但一個晚上寫出一篇千字文還可以。大概是還有讀者喜歡看,《人民日報》讓我開設了兩個專欄:《大地的秘密》和《山水新話》。在其他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也增多了。當時也是年紀輕,真敢寫,幾年居然發表了幾百篇。
  報刊的對象廣泛,多虧編者提供讀者的情況和把握他們的需要。短些再短些,配合當時的宣傳報道精神,是報紙副刊的共同要求,通常還希望除了科學,能多一點思想情趣。這逼得我學習使用最少的字數來表達盡可能多的科學內容。為了做到短小精練,我盡量利用了我國古代散文的長處,也許有些脫離日常的口語,但看來一般還能為讀者所接受。
  不同報紙還有它的特殊要求,當時人們對《人民日報》上的文章特別重視,我的一篇《誰找的礦多》雖是發在實為文藝副刊的八版,卻被地質部主辦的《地質月刊》轉載在頭條的位置。這也提醒了我要更多注意文章的思想性。1961年為《人民日報》寫的《地球在怎樣變》,這回要在五版上發表,更是下了一番功夫,當時也不知怎麼有那樣大的勇氣,居然對居維葉的災變沒有當做反動來批判,反而有所肯定,當然起關鍵作用的還是報紙本身,也許是頭一年哲學干預到自然科學有點過分,連元素週期表、牛頓三大定律都有人批判,因此他們有意發表我這樣的文章。又如《中國青年報》,特別要求盡可能提供新的知識與富於想像力,我是努力為之,1956年8月,在它的科學副刊《原子時代》上發表的《煉石成鋼》,介紹了鑄石的知識。這在今天不算什麼了,鑄石已在大量生產,但在當時,我們對外界所知太少,文章是在看到外面送給北京地質學院的一塊樣品,並得到在英國研究過工藝巖石學的蘇良赫教授幫助,這才寫出來的。所以後來甘肅有家想生產鑄石的工廠因缺少這方面的知識,找到我這裡來了,而學院其實並無這方面的實踐經驗,只好請他去大連,那裡有一家當時我國僅有的鑄石工廠。
  當時我是把寫這樣的科學小品,當做學習提高來對待,每寫一篇自己也感到增加了知識並在思想上有新的領悟。我始終以地質學為基礎,圍繞認識地球這個主體選擇我的題材,這對我管理地質學院的教學不僅沒有妨害,而且是有幫助的,我的工作要求及時了解新的知識和科學的發展趨勢。因此我很幸運,沒有受到不務正業或追求名利這類非議,相反還得到許多專家及領導的支持。
  但是到1962年冬天以後,各報刊的科學副刊乃至科學小品的版面都收縮了,我發表的文章自然也少了,不過也就有時間寫了一本《火山奇觀》。這是北京市科學技術協會組織編寫的「自然科學小叢書」中的一本,我是這套書地質分科的編委。
  而這一切都成為我在「文革」中的受難的根源。因為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在1962年10月宣告下馬,我發表在《北京晚報》和《北京日報》上的科學小品,恰好也是在此以後明顯減少,這叫做配合三家村進攻和退卻。我曾參加「自然科學小叢書」的籌備工作也作為證據,因為那是吳□支持的,他請我們吃過飯。這些事都無需多說了,我只想說,我這科學小品,除科學外還講求一點思想情趣,帶來的後果確實百口難辯,因為既然你使所寫的科學體現出某種哲理或精神,就無法禁止人去作出種種聯想。像1959年8月2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名山不在高》,有人說我是在配合彭德懷在廬山進攻,給他打氣,這自然是荒謬的,但我在思想上,確是欣賞廬山等名山和松樹體現的獨立精神。不過這還有可能辯白,因為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廬山在開會。但說《珊瑚島》是在用珊瑚蟲影射人民公社,特別是寫太陽黑子那幾篇,被判定為攻擊三面紅旗,進而攻擊……就簡直說不清了。
  今天的青年聽來,可謂隔世奇談,但在當時可不是鬧著玩的,我這一案,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被推翻。而且在此以後,我失去了當初那種讓思想馳騁的筆鋒,幾乎再也沒有寫出過這種風格的作品。這次選編,仍是以那個時期的小品為主體,而且盡量保存了原來的面貌。
  我是一個弱者,一度是再也不想寫什麼了,是我的妻子德堅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盡管她也處於比我更艱難的境地,仍然鼓舞我保持信心,為我保存了手錄的資料,她從始到終全身心地支持我的事業。
  1973年,從地質部壓縮而成的地質總局的書刊編輯室,把我重新拉進了筆桿子的行列,慚愧的是我沒有能達到他們的期望,不過是兢兢業業參與了地質詞典的編寫,和在1975年與人合作完成了《地震問答》的寫作。這《地震問答》趕上了大地震連續發生的時機,創下了發行150多萬冊的記錄。這本書有可取的實用性與科學性,但不可避免地受到當時環境的制約,離開我原來寫作的筆調很遠。不過這是一段難忘的歷史,在當時的條件下,要不是編輯室的領導提出和支持,根本談不到編這本書,特別是為了編好和改好這本書,編輯室還創造條件,組織作者到海城、唐山去考察,這在我的科普創作生涯中,是沒有過的事,因而其中許多內容是有價值的。這次我從所寫的題目中選錄了12問,作為歷史的見證。
  經過撥亂反正,迎來科學的春天以後,科普創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本應有條件寫出些好作品,但我沒有做到。事物的發展是不可逆的,我過去寫的那些作品,不管是好是壞,都是那個時代的產物。那時我的想法,不管是對是錯,都充滿著激情,而現在我已缺少激情,變得深沉了。我開始感到科普不僅是普及知識,特別需要用科學來打碎封建主義的桎梏,在1978年中國科學院召開的科普創作座談會上,我以「科普創作要堅持真理講科學」為題的發言,和隨後為《科普創作》雜誌試刊寫的《科普創作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都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此後我用了較多的時間進行科普創作的探討,介紹科學知識的文章寫得少了,而且在變得拘謹,缺少青春的活力,雖然心中的余悸已逐漸減輕,但多年來形成的思維慣性還在起作用。
  改革開放政策的進一步貫徹,1980年有機會隨中國科協科普考察團在美國的參觀訪問,引起了我新的思索,深感竺可楨早在30年代提出的,科學的發展需要有它的土壤和空氣,這就是社會上要有科學精神,非常重要。很贊成他的看法:「近30年來,一般人提倡科學救國,以為有物質科學,就有百廢俱興,可以救國了,其實這亦正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樣的錯誤。」因此更致力於把科學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來普及,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大多未遂。難得志趣相同的趙之同志,在主持《科技日報》副刊部的時候,發起了「科學注入我們的文化」的討論,但看來中國傳統中排斥科學的成分根深蒂固,個人微薄的努力實收效甚微,無非是盡其綿薄之力而已。
  1980—1981年間,《人民日報》又給我以篇幅開設《科學漫筆》專欄,此後我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也大多是這類性質,還有一些海外觀感,總共在百篇以上,因與這次編選要求的範圍不符,僅選錄了兩篇,略存其意。
  在80年代及其後,參與了《當代中國的地質事業》、《黃河文化》等大型著作的編寫,在我所寫的章節中,有關黃河地質環境的內容,過去少有介紹,或許為更多的讀者所需要,為此摘錄組合成篇,收入本集。在我寫的文章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為文化層次高的讀者而寫,也是一種科普,但與習慣上的科普作品不同,為照顧全書一致,僅收錄了《地球在怎樣變》、《地質學要為農業服務》、《關於中國貧油論》等四篇以見一斑。
  我每每自嘲,大道以歧路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我就是如此。50年歲月沒有留下多少值得保存的產品,不過這些文章也許還能反映這些年代一個科普作者所作的努力和他走過的道路,因此這次選編時,按編纂要求,基本上未作改動,盡管有些作品明顯地存在著今天看來是錯誤的東西。「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攻擊三面紅旗,其實我當時恰是對這裡面的問題認識不清,我真正的錯誤是在錯誤成為潮流時我還去推波助瀾,盲目地歌頌。當時真的以為人民公社有那麼好,集體的人可以勝天,許多文章為配合當時的形勢,總是要加上這些言詞,給文章穿靴戴帽,甚至學著用豪言壯語作為文章的結束;不少文章過分強調了精神的作用,看待歷史和國外的事物都存在著片面性。我相信今天的讀者有能力去鑒別其中的是非,並從中得到歷史的借鑒。

  1999年2月15日下午1時5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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